对于严党为啥推行改稻为桑，其实挺好理解的。

因为嘉靖皇帝常年修道、斋醮，外加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等，开销非常大。

加上国家北边要抵抗鞑靼，东南沿岸需要打击倭寇，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

这个时候，国库就空虚了。

严党作为朝廷的当权者，除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外，为嘉靖皇帝排忧解难就是他们工作的重心。

在以往财政政策提升无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生财之道，比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改稻为桑政策的出现，他们自然是不会放弃的。

更何况，好的生财之道，既解决了嘉靖皇帝忧虑的问题，又能给自己捞一把。

一举两得，我想这不管是不是严党，都是愿意去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对于将浙江稻田改为桑田，用桑树来养蚕，蚕产的丝绸，制成衣物等，卖给西洋商人，就能赚取丰厚的利润。

就有关记载，明代时期，一亩水稻田，按正常的亩产，平均水平在大概2石，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大概0.7两/石，大概也就是1.4两白银的样子。

如果在扣除种子、人工、赋税等，大概利润在0.5-0.8两/亩的样子。

而对于种桑养蚕来看，一亩桑，桑叶可养 4‑10 筐蚕，平均下来，一亩桑树，大概可得到蚕丝7-8斤，可卖2-3两白银，扣除人工以及器具等成本，近利润大概是1.2-2两白银，净利润是稻田的2-3倍。

如果遇到行情好的时候，一亩桑田净收益可达3-4两，是稻田的4-5倍了。

甚至有地方志记载：“蚕一筐即抵一亩田之息”。

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台词“一亩桑比农田收入高五成”，就可以看出改稻为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加上浙江自古就有种桑养蚕的历史，经验是很成熟的。

在这种巨大利益的背景下，严党愿意去改稻为桑就不足为奇了。

要将老百姓从古至今种水稻的传统转向种桑养蚕，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难度系数很大。

老百姓大脑中只会种水稻，根本就不会种桑养蚕。

观念的改变是改稻为桑国策中最难的一个环节。

要想全面普及，可不是一两年就能搞定的事情。

再者，种桑养蚕的周期需要2年左右，这对于老百姓的生计就是极大的考验。

因为朝廷赋税很高，每年种的水稻就只能勉强够养家糊口，根本就没有余粮、余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转变成种桑养蚕，这一两年的生计就很难保证。

老百姓冒不起这样的风险，毕竟活命才是大计，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可能是士绅、官僚等根本就体会不到的地方。

他们很少有实地调研考察的行动，只是用一种理想化的“纸上谈兵”去猜想，去推导模型。

这势必是需要交学费的！

这就注定了《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国策很难有好的结果，势必会上不了了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