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汴梁的州桥一带夜晚依旧热闹非凡。街头各处摆着各种小摊，胡饼、粉羹、煎鱼、肉食、腌菜、炒栗、鲜果这些东西随处可见。食店里客人点菜之后，店家马上就能端出汤羹面食和下酒菜来，没有一丝拖延。

欧洲乡村家庭那时也在忙活同样的粮食。黑麦、大麦、燕麦磨成粉后做成面包，再把豌豆、蚕豆、卷心菜、韭葱放进锅里熬成浓稠的杂烩。考古发掘显示，部分英国农民吃牛羊肉和乳制品，不是天天只有硬面包和豆子炖。

两只碗成了关键对比。一只装着汴京市民手里的热汤面，另一只装着乡下穷苦人家过节才舍得添盐酱的粗粮饭。

北方主粮以粟和麦为主。麦子磨成粉后能蒸饼、烙成胡饼、切成面条，甚至包进菜肉做成带馅面食。粟米则常用来煮饭、熬粥。普通人最常见的饭食就是在饼、面、粥、羹之间来回变换，这种轮换在当时十分常见。

欧洲农民同样靠谷物维持生活，但谷物大多集中在面包、麦粥、啤酒和一锅炖食上。中国家庭却较早广泛使用蒸笼、石磨、铁锅，加上发酵和腌制技术。同一袋粮食就能做出多种样子。六世纪成书的《齐民要术》已经系统记录了种植五谷、蔬菜、果木和制酱、制醋、腌菜、做饼、煮饭熬粥的方法。这部书面向农业生产和日常起居，不是宫廷食谱。

一把麦粉既能做成耐放的干粮，又能变成刚出笼的蒸饼。豆子除了整粒煮食，还能制成豆豉、酱和豆腐。芥菜、萝卜、笋、瓜、葱、韭菜等蔬菜过季后，用盐、醋和发酵也能延长保存时间。所以北方市民的日常饭食可能就是一张饼配菜羹，一碗粟粥加咸菜，或者几文钱买来的汤饼。肉虽然存在，但不会每顿都出现。

江南水网密布，运输方便，水稻品种不断增多。十一世纪初，耐旱早熟的占城稻推广开来，使一些地方能安排一年两熟。北方仍以粟麦为主，南方则更多吃米饭、米粥、米糕和各种米制粉食。

水稻种植需要整田、灌溉、插秧、除草、收割和舂米，劳动量大。遇到水旱、战乱或赋役，饭碗也会很快变薄。城市情况不同。北宋汴京人口集中，漕运把南方粮食运来。南宋临安更靠近稻米、鱼虾、蔬菜产区，外来人口把北方面食习惯带到江南。到吴自牧写《梦粱录》时，已经注意到临安饮食逐渐没有南北区别。

临安街头既有米饭粥和鱼羹，也有包子馒头粉食和各类面食。小酒店出售豆腐羹、煎豆腐、螺蛳、蛤蜊肉。这些店铺不少是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年轻伙计常来光顾。中国平民饮食与欧洲乡村饭桌的明显不同在于城市商业扩大了选择。没有厨房或赶路进城的人，可以直接买到熟食。经营者把蒸煮烤煎炸腌糟等方法分成不同商品，按购买力分出大小份。普通人未必吃得起名贵羊肉，却能花较少钱买一碗羹、一份粉食或几样腌菜。

五七十文钱买来的盐酱，说明乡村下层家庭的生活。平时很少接触钱，到了冬至或年节，有人背着柴草走上数十里进城，卖得这点钱，再买葱菌类盐酱带回家。这些东西已让家中老幼觉得甘美。许多乡村下层家庭常态仍是自己种出的粟麦稻米，配上豆类野菜腌菜。盐酱能让粗粮更容易入口，过节添一点调味品就算是改善生活。若家里养猪，肉往往要等宰杀或节日。靠近江河湖海的人家，鱼虾可能更常见，但也受地域和季节限制。

中国北方人多吃粟饭麦饼面条粥，南方人更多吃米饭米粥米制食品。他们以豆类蔬菜咸菜酱醋佐餐，条件好时添鱼蛋或猪肉，身在大城市还能买到种类丰富的熟食。这种生活方式让大家都能在不同季节和环境下保持一定的饮食多样性，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在粮食生产和日常获取方式上的灵活应对。